施蛰存与傅雷的翻译之争

施蛰存晚年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闻名，他的《唐诗百话》曾是我的大爱。此书1987年出版后久久不见再版，上学时在图书馆借到仍不满足，看伊长年躺在架子上寂寞无知音，不禁愤愤不平蠢蠢欲动。终因有贼心无贼胆，两袖清风波澜不惊地毕业了事。

年轻时的施蛰存与古典文学没什么关联，他是所谓“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玩的是弗洛伊德和现代主义这些在西方也算时髦的玩意。他也翻译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与傅雷引为同道，但二人在翻译方法上各有主张，分歧不小。

据施蛰存的回忆，他在翻译上比较重视“达意”，而傅雷则主张在达意之上还要“传神”。傅雷屡次举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一场有一句“静得连一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但纪德的法文译本，这一句却是“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也没有”。傅雷说“这不是译错，这是达意，这也就是传神”。施蛰存则问：中文是不是应译“鸦雀无声”？傅雷称是，施却说：“不行，因为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话中不用猫或鸦雀来形容静。”平时傅雷在翻译法文成语或俗语时，常常翻查辞典或者向友人询问有没有对应的中国成语或俗语，施蛰存对此不以为然。他建议照原文意译，宁可加个注，傅雷当然也是左耳进右耳出，固执己见。

这些争论并不是公开进行的，只是傅与施二人过从密切时私下的交流，时间大约是在五十年代初（很快胡风了，反右了，文人们避之不及，怕连累人，也怕被连累）。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类似的争论在翻译界仍然没有休止，因为它实在涉及翻译的基本准则。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看似简单，但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各有各的理解。比如：这三条标准哪个更重要？如何取得一个最佳的平衡？“信”未必“雅”，甚至未必“达”，发展到极端大约就是鲁迅所提倡的“硬译”，讲究的是尽可能的“原汁原味”。而有些译文，表面看起来“通畅”，甚至文笔极佳，称得上“雅”，但常常被人指责为不“信”（不忠实）和不“达”（不准确）。有些译者费力“传神”之处，其他人却不觉得如何佳妙，反而认为有意篡改。在对雅的追求上，许渊冲的“发挥汉语优势”论似乎比傅雷走得更冒前。他主张在翻译的时候不仅要忠实原文，还应发挥汉语特有的优势，超越原文。这在反对者的眼里根本就是违背“信”的底限，开“美文风”之滥觞。

过于讲求“忠实”和“硬译”，尤其是译大部头，最直接的缺点就是赶客：欧化的句式，繁复的语句，别扭的传达，读者望之头痛，心生畏惧。最常见的评价是：“不知所云”、“太啰嗦了”、“不似中文”等。其实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只要是认真的译本，多数还能做到“达”。最糟糕的是一些国外学术书的翻译，译者外文水平就马虎，中文程度又不佳，译文简直惨不忍睹，通畅都做不到，更别提准确传达原文意思。读者初时以为原著可能就是这么深奥难懂，结果找到外文原版，却发现满不是那么一回事。

对于“形似”还是“神似”何者为佳，也无定论。有说钱钟书曾经评价许渊冲所译李商隐诗是“不忠的美人”。对于《红与黑》的翻译，这边厢许渊冲洋洋得意地解释将“我喜欢树阴”译成“大树底下好乘凉”是多么生动形象（第三章，市长说），那边厢首译者赵瑞蕻直率地批评许译乱用四字成语和俗语，还加了许多不该加的东西，“树阴”这句自然是现成的例子。她还举原文最后一句“她死了”，许译“魂归离恨天”，不如干脆再加一句“泪洒相思地”就圆满了！

其实大部分的译者都不走极端，取中道而行。赵瑞蕻强调“信”最重要，但也认为“流畅”不可缺，归纳起来就是“合不合原意”、“像不像中文”。很多译者也会同意她的话，但在实际工作中就可能大相径庭，因为每个人对“中文”都有自己的理解。哪一种中文才是规范的中文？有人认为应该完全用白话，有人认为适当使用文言或成语没什么不可以。每位译者心里都有一个尺度，这个尺度可能接近，却永远不可能完全重合。小到书名、人名、地名、物名，都可以量出不同的结果来。例如：《永远了，武器》和《战地春梦》，周克希认为后者更好，但显然前者更“忠实”；希刺克厉夫（杨苡译）还是希克厉（方平译）？董乐山认为简化外国人名没有什么不可以，该不会反对方平这样译，但反对的人也大把（规范、统一就是尚方宝剑）。徐志摩译的“翡冷翠”，无人不赞，但现在它必须叫“佛罗伦萨”。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译者许均就认为，作品的原意可以被传达，但原作风格是不可能被翻译的。那么学林纾一样将外国通俗小说译成文言文，似乎也没什么不可以，只要有通晓文言的读者喜欢读。原文是口语，中译就一定要用大白话吗？

许均还主张“翻译无定本”，只要是认真的有水平的译本，越多越好。如《红与黑》就有张冠尧、郭宏安、郝运、罗玉君、罗新璋、许渊冲等十几个译本，各有特色。董乐山也就此发过言，他认为过度重译，也会造成出版资源和人力的浪费，而且有些重译本质量不高。国内的书号一直是稀缺资源，不如多译一些没有译过的好作品。

董乐山的发言是十多年前，现在又出现了新情况。由于版权的限制，好些外国作品只能有一个译本合法出版发行，其他译本无法得见天日。有些旧译本虽然有不少读者爱戴，但无法再版。有的市面上唯一的译本被读者挑出不少毛病，有译者下决心在没有版权的情况下翻译，辛苦完成后只能自娱自乐（如肖毛译《夏洛的网》）。现今市面上卖的《洛丽塔》都是主万的译本（上海译文），尽管王晓丹的译本也有不少拥护者，但已然绝版，译者和读者都很无奈。因此，那些版权过期的经典名著，隔两年就被人拿出译一回，发挥一下新的“经济效益”。而不少好的外国作品，有的拿不到原作者的授权，有的唯一合法译本质量不佳，有的是合法译本与其他译本互有短长，而读者没有选择余地，惟有对天长叹了。

于晓丹：《洛丽塔》：译本、注释、感慨
施蛰存，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1995年 
许钧，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文化艺术，2007年
许渊冲，逝水年华，三联，2008年
许渊冲，续忆逝水年华，湖北人民，2008
董乐山文集（四卷），河北教育，2001年（与翻译有关的文章在第2卷）
周克希，译边草（增补版），上海三联，2009年

杨宪益去世

听说老人家已于今晨去世，明天的报纸或会证实。悼念杨先生，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该开口说话的时候绝不迟疑。

杨老平时喜作打油诗，这两句曾经传颂一时：

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

他的自我总结：

作诗入党两无成，只合文坛作散兵。

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

出处在此：杨宪益打油诗二十首。

卫报讣文：Yang Xianyi obituary。

多年以后仍痴狂

随便放了张Karen Carpenter的CD来听，居然听到她翻唱Paul Simon的still crazy after all these years。唱片是多年前买的，没怎么听就尘封柜底，真是罪过。Karen的音色是不用说的，她的演唱总是那么优美动听，不过美则美矣，却没有Simon的沧桑味。

记得黄舒峻在《改变1995》里已经说Simon老的样子令人心碎，又十几年过去了，可惜Simon不是女子，否则我们可以说“你年轻的时候很美，但我更爱你备受摧残的面容”（其实年轻时他也瘦小，其貌不扬，Garfunkel更吸引女孩子的目光，音色也美）。流行音乐界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死在沙滩上”的地方，记得什么忘记什么其实并不重要。

凑巧的是在某个论坛看到有人对still crazy after all these years的歌词进行了解读，挺有趣。某日Simon街上偶然遇到多年前的旧情人，两人喝了点小酒，聊了会天，之后Simon感慨万千。为什么说Still Crazy呢，原来俩人喝多了（酒真是个好东西），发生了one night stand。这首歌我也听过多年了，可怎么就没发现这“深层次”的意味呢？若是在Simon当红的时候，八卦记者可以去挖新闻了，可惜那个年代的人们关心的是世界和平这样的大问题。

整首歌词是用第一人称来写的，因此Karen翻唱的时候，将歌曲中的一句“我不是个世故男人”中的“男人”改唱成“女人”，但这个词的改动，似乎使其中的意味有了点微妙的变化。在现实生活中，世故的男子和女子都常有，但内涵好像不是太一样，善于交际的男女也各有其法宝，不过追来逐去，又是否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天水围的夜与雾

看了《天水围的夜与雾》，更去翻2004年金淑英灭门惨案的新闻报道，才发现电影一点没有夸大和渲染事实的地方。

许鞍华非常克制，试图发掘出男主人公人性的一面。影片的细节和现实几乎处处对得上，但案件实在比电影更惨烈，更触目惊心。

电影难以解决的是：为何男主角会从一个正常人，忽然变成一个禽兽？基因突变吗？同样，现实生活中的李屠夫，前老板说他工作勤力，态度较好；与前妻结婚多年育有3子，在家里似乎还表现合格，大儿子作证说他脾气并不暴躁，只是在孩子犯错时才责罚一下。那么，这样一个还算正常的人，如何变成一个人见人憎的恶棍，最后更犯下滔天罪行？

只是因为失业？只是因为贫贱夫妻？君不见，这世上多少人和他一样，甚至环境比他还差，不都过着和睦生活？君不见，上海收入很高的银行白领，被同事朋友称赞的良好青年，竟然会对妻子施以恶手，难道他也是突然发得疯？

人类进化了几百万年，灿烂的文明楚楚的衣冠之下，究竟还潜伏着多少的兽性？

说回电影本身，我倒觉得编导有些过于拘泥事实本身，影片是艺术创作，不是纪录片，也不是案情重演，或者许鞍华觉得事实已经够残酷，不需要添油加醋。再加上案发后香港社会一直有警方和福利署等部门是否尽责的争议，编导在这些细节的处理上显得相当谨慎。

初时觉得女主角张静初太过漂亮了。不过读到当年报道，原来金淑英给邻里的印象就相当漂亮，“甚具明星相”，只是在案件发生之前，她的好友（就是片中的罗慧娟）觉得她外表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可见经受的重压和折磨。这样看来，漂亮不是问题，张静初演得也算中规中矩。而任达华，我不能说他演得不好，但是他的脸实在太熟了，看他的脸晃来晃去，不走神真是很难。

还是题外话。家庭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受害人能够求助谁？香港还有社工，还有妇女庇护中心，如果发生在大陆，难道指望居委会这种官僚机构？这次的上海银行白领杀妻事件，当晚邻居报警，夫妻二人曾被带到派出所调解，然后被放回家，然后妻子被杀丈夫跳楼，然后20个月的小BABY成了孤儿。不知警察叔叔都调解了些什么？床头打架床尾和吗？除了这句，实际做点事行不行？暂时为妻子安排个住处，把情绪激动的二人强行隔开有多么困难？

张楚同学说：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可是，人民不仅仅需要吃饱，还需要一点点安全感，能指望上帝吗？

书界流行小精装

上海书店的“海上文库”系列还在继续出。新出几种：孙甘露《今日无事》、刘绍铭《浑家·拙荆·夫人》、张修智《电影撞新闻》、袁筱一《最难的事》、张建雄《馋游山水》、林行止《好吃》。我比较想看的是以下两本：

《电影撞新闻》的选题颇为有趣，不知写得如何？最近比较关注与翻译有关的话题，陆续看了好几本翻译家的集子，翻译过《生活在别处》的袁筱一又有何高论？

 

 

 

 

 

 

 

中华书局出了套新书话丛书，无论外观还是选题都明显地模仿“海上文库”，双方为抢好作者会不会打架？目前露面的有：扫红《尚书吧故事》、胡红侠《书情书色》、王稼句《听橹小集》、止庵《茶店说书》、谢其章《书蠹艳异录》、陈子善《看张及其他》、杨小洲《快雪时晴闲看书》。我翻过《尚书吧故事》，虽然笔调是夸张点，有网文的痕迹，但读起来还是很有趣味，可惜尚书吧在深圳，要不然也可以慕名而去。止庵、陈子善、谢其章这些人文章遍地，没什么好说的了。

上海译文也出了套“译文经典”的小精装，选的是一些篇幅适当的名著。既要称得上经典，也要有好译本，还不能是大部头，最后编辑挑出来的是：聚斯金德《香水》（李清华译）、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海明威《老人与海》（吴劳译）、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译）、杜拉斯《情人》（王道乾译）、吉本芭娜娜《厨房》（李萍译）、毛姆《月亮与六便士》（傅惟慈译）、戈尔丁《蝇王》（龚志成译）。这套封面是统一风格，看起来还是很漂亮，但和作品本身没什么关系，读者有赞有弹。就我来说，还是被诱惑了，但想买的基本都买过，我又是纯读书，不搞版本收藏，所以狠心省钱了。

浙江文艺也不甘人后，新出了“经典印象”译丛。首辑包括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李靖民译）、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戴骢译）、莱辛的《老妇与猫》（傅惟慈译）、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三条军规》（赵婕、郭国良译）、奈保尔的《米格尔街》（王志勇译）五种，都是些大作家的中短篇集。这里面，有旧书重印的，有换个名字号称新出的，也有未出过的新译本（李靖民）。这套书的封面也是高度统一，但选的译本在市面上都不太常见了，不像译文那套同时出了很多版，书本身实在不新鲜。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中华中局那套之外，其他的都是浙江印刷厂印的。“海上文库”最初换过好几个印刷厂，有的印得很差，尤其是葛兆光那本《无风周行》，我买后气坏了，所以印象深刻。浙印得最好，由里到外都美观，翻起来也舒服。上海译文和浙江文艺估计也是闻风而来。浙印今后可以在厂门口挂个大旗，上书“专印小精装”！

书不耐读

看到一个博客作者批评专栏作家的集子不好看，他举的例子是毛尖的新作《乱来》。老实说，毛尖的专栏还算好看的，至少比较风趣，还可以得点教训，比如不要让鱼刺卡了喉咙之类。但是我在书店看到《乱来》，也是一翻而过，毫无买的心。

写专栏一是有字数限制，二是要赶稿。写来写去，无非是就时事发点议论，狐朋狗友约个饭局，自家有什么家长里短，周围有什么趣事发生。写上一年半载，除了更新点时事，就不知该写什么了。作者每天一起床就发愁，交稿时又总得凑出来。篇数多了还可以结集出版，作者何乐而不为？

但对于读者来说，在报上读专栏是一回事，买书又是另一回事。我看到刘索拉的《口红集》，只觉得她的见识也不怎么高明。毛尖的专栏印象中是有趣的，但翻翻《乱来》，也觉得趣话不如废话多。林夕的词写得好，文章就写得不怎么样，集子挺厚，但篇篇不如所云。林大词人真是比贾宝玉还多愁善感，可惜我这个读者太冷感。

除了专栏作家，还有出名的博客写手将网志结集出版的。徐静蕾、王晓峰、连岳等人的集子我也翻过，没读出个所以然来。网上写东西，一是要语不惊人死不休，二是要写得通俗好玩。这些日志在网上粗看一下都觉得还好，但是一印成铅字，就觉得啰嗦、肉麻、废话连篇，没什么大意思。

还有些女作家的书，王小波曾经说过，不能因为性别就降低对其作品的要求，该批评就批评。近年流行那种“小女子”文风，很细腻、委婉、八卦地去讲些女性为主的故事，时不时地发点“红颜薄命”的感慨，再表现出很懂人情世故的样子，阐发些刻薄势利的评论。有位女作家阎红，写了本畅销书《她们谋生亦谋爱》，将秦淮八艳挨个写了一遍。我读了几篇，也觉得文笔很细腻，有可观之处。但原来她写什么都是这个调调。今年又出了本《哪一种爱不千疮百孔——张爱玲爱过的那些人》，写了些什么呢？无非是张爱玲八卦大集合。我算不上张迷，也能随便把这些八卦的出处指出来，这样收集点资料用自己的话重新排列组合一下就出炉的书有意思吗？还有个作家安意如，也是这种笔调，写了几本介绍古诗词的书，就窜红了。其实她的第一本书出来，就被其他写手揭发出可能存在抄袭的问题，但只要卖得好，新书还是一本接一本地出。

说了这些，当然我本人也是眼高手低。年纪大了，读得书多了，难免越来越挑剔。现在书越来越贵，花银子怎能不谨慎。我现在买书日少，尤其是新书，没有特别的冲动是不会行动的。

说说《上海生死劫》

我是今年才听说有这本书，几个月前找来看了，果然是好书。这几天看新闻说作者郑念去世了，想起这本书，忍不住介绍一下。

郑念的回忆录是用英文写的，1986年在美国出版，名为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在美国轰动后，大陆即于1988年出了中文版。百家出版社的译本名为《生死在上海》，由方耀光、郑培君、方耀楣合译。我看的是浙江文艺出的《上海生死劫》，译者是程乃珊和潘佐君。当时正值80年代言论比较开放的时期，本书得以基本无删减地出版。此后大环境变化了，这书就没有再版过。有人劝原作者自己翻译一个中文版，据说郑念曾经动手过，但终因年事已高，无法完成。

有消息说谢晋导演曾经想将此书改编为电影，如果能够付诸实施，或许可以与《芙蓉镇》一起成为反映文革的电影经典，可惜时机转瞬即逝（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发生了）。《霸王别姬》的制片人徐枫也曾经动过改编电影的念头，导演定的还是陈凯歌，新闻曾经报过选角的消息，但不知为何没有下文（如果片子拍出来，争取在大陆上映就是件苦事，甚至是mission impossible）。

沈睿的文章《英语“中国主题小说”阅读笔记（三篇）》中对《上海生死劫》有详细的评介，见：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7227

看郑念的身世经历，她在文革中遭罪并不奇怪。只是个人身份所限，离政治中心实在太过遥远，因此初进监狱实在莫名其妙，不知道罪名究竟是什么，也不知上面要她交待什么。

郑念原名姚念谖，1915年生于北京，家世很好。她中学上的是南开，大学读得是燕京，然后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了硕士。据她的同学回忆，当时伦敦政经只有两个中国女留学生，郑念是漂亮的那个，而且很有气质。她的英文很好，因此回忆录的文笔极佳，在国外一版再版，版税成为她晚年的主要收入来源。她写此书原本为纪念女儿，有此成功，也算无心插柳。

郑念的丈夫郑康琪也是留英学生，1941年被国民政府外派澳洲任参事，长达七年。女儿梅平1942在澳出生。1949年郑因老母在世，不愿去台湾。此时英国壳牌石油公司的经理要回国，郑康琪被聘任为中国区总经理，一直到他1957年病逝。

解放后像壳牌这样的外资企业能生存到1966年？听起来就觉得很奇怪。原来大陆那时还未发现大的油田，需要外国公司的石油，于是总理特批留下了。看来政治上可以一边倒，宁要共产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资本主义的石油还是不能缺的。郑康琪病逝后，英国方面派了个经理过来，但他不懂中文，郑念这个家庭妇女被请去做英国人的助理，直到文革前夕。

（女儿郑梅平，演员，死时只有25岁）

后来中国陆续发现油田，壳牌的生存价值没有了，中国公司被解散，郑念被调职到香港。这时她仍有机会离开大陆，但没有走成。因为女儿梅平已长大成人，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梅平人长得漂亮，但当时并不出名，只演过一些小角色。她在新中国受教育，追求进步，是优秀共青团员，对前途充满希望，不想出国。 

文革匆匆开始，很快郑家被抄，郑念被诬为外国间谍，1966年9月被关进了上海看守所。她被审问无数次，但始终不认罪，没有被判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关了6年半，而且是单人牢房。期间她与女儿始终音信不通。1973年她患病，不时大出血，狱方以为她患了绝症，再加上林彪事件后政治空气有所变化，郑念获得释放。出狱后来接她的是干女儿，而不是梅平，她才知道女儿在1967年就死了，结论是自杀。政府分配给她一个小房子，也发还了一部分存款，她开始治病，恢复正常生活。她也到处查证，才知女儿是被打死的，真凶难觅。1980年郑念去美国探亲，后来定居华盛顿。她说要等某某门上的大人物画像摘下来，才会返回祖国，当然她没有等到那一天。

（郑念（右）与女儿梅平）

回忆录里当然有一些对监狱生活的描述，以及作者的一些议论。我觉得这本书的长处并不只在于描述苦难，而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可贵之处：一个普通女子在身处逆境之下，仍然可以坚守信念，不乱招供，不乱咬人，不为改变处境而放弃自己做人的原则。郑念虽然家庭富裕，但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只能说是文革中倒霉的普通人中的一个。但她的美丽，她的勇气，她的坚韧，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郑念于2009年11月2日逝世，终年94岁，也算高寿。余英时说她晚年一直自己生活，非常独立，90多岁仍然能开汽车。看她晚年的照片，仍然是个漂亮的老太太。愿她能在另外一个世界与爱女重聚。 

陈旧人物

我一直对叶兆言的文章有好感，可能源自大学时代读到的《艳歌》，记得同时还读了《一地鸡毛》和王朔之类的小说，一下子对过家家式的纯爱故事失去了兴趣。但这以后也没有刻意去追捧过叶的其他作品。我读书有个习惯，就是拿到什么读什么，没目标没系统。

前一段时间读了叶兆言的小说《花影》和《1937年的爱情》，老实说不是很喜欢。前者让他和陈凯歌闹翻，《风月》居然没署原作者的名，也算是惊天地泣鬼神了，怪不得芦苇（《活着》、《霸王别姬》的编剧，他的访谈《编剧的秘密》很好看）说在合作的导演中陈比较不厚道。后者有个特别好的名字，一个有吸引力的时代背景，但故事本身没有什么力量，而且嘎然而止。男主人公那颠三倒四的追女功好像有些吴宓的影子，幸好他在结局突然死了，要不然后面是来个大团圆好呢，还是让男主人公又将满腔热情投向下一个女子（这个比较现实点，最好女主人公再去嫁个有名的老头）？

我反而比较喜欢看叶兆言近年写的一些零散文章，比如《陈旧人物》辑的那些。此前我读过他的散文集《名与声随》，讲的主要是家世和生活。人们大多知道他是叶圣陶的孙子，所谓名人之后，但实际上他并不讳言是父母养子。但是有时生活真是比电影和小说还有戏剧性，不是他自己写出来，我们怎能想象文革中父母都被批斗抓走，不知是革命群众还是红卫兵突然告诉年幼的惶惶然的叶兆言，不要受反动养父母的影响，其实他的亲生父亲是一名烈士！在这种情境下获知自己的身世，我想比那些影视剧里费劲心机地编造主人公错综复杂的血缘关系更离奇，而且有一种非真实的荒诞。

《陈旧人物》从康有为起始，梁启超、林琴南、严复、章太炎、郁达夫、俞平伯、张爱玲等民国史上政治和文学上的一流人物都尽呈笔下，而且文章都很好看，因为不是写史也不过作传，只是闲谈逸事，但人物各各鲜明。谈得多了，作者也免不了发下感慨："回顾五四时代的人物，总忍不住感叹，怎么都那么厉害，通今博古，要什么有什么。那一代人喊断裂，手上多少有些断裂的本钱，是看透了旧的把戏。不像今天的人，肚子里空空，声嘶力竭地要断裂，至于真想断裂什么，心里一点谱也没有。"

其实除了这些名垂青史的一流人物，作者还写了一些"二流"的，比如刘呐鸥、穆时英、周瘦鹃、范烟桥等，有的是鸳鸯蝴蝶，有的是反动文人，好在咱还算读过一些书，这些名字是听过的，但也仅限于此了。不过这些所谓的"二流"人物，若是活在当下，恐怕和现在的"一流"们比比也是可以的。

同样是写人忆旧，《陈旧人物》就好看，但同样是上海书店出的《从海到海》（这本属于海上风系列）就有些逊色了。也不是作者文笔不好，而是行文太正。例如写顾维钧，多么值得一写的人物，唐德刚文中偶提一笔都令人印象深刻，但作者全文几乎都是大歌大颂，人物反而不够鲜活。文中有提到一个小细节挺有趣：哥大让顾提前毕业，而顾竟急哭了不肯走（这么热爱的母校的同学不多见啊。为什么我们当年毕业都恨不得拔腿就走？）。如果这样的细节更多一些，文章就会好看多了。

唐德刚去世

唐德刚在史学界可能算不上大家，但是文章写得真是漂亮。他的作品在大陆出过不少，但多被删得面目全非。我想出版社礼貌上也应该寄去样书供他参阅吧，不知唐德刚看到这些心血之作被人肆意糟蹋，是怎样的心情？或许他只是骂两句，就编成了笑话到处讲。他是个开朗有趣的人，口才好得很。就像许纪霖说得那样，唐先生一出马，百家讲坛那帮鳖三们只能靠边站了。

我几乎看过唐德刚在大陆出版过的所有作品。最新见到的是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五十年代底尘埃》，醒目大字宣传的是《梅兰芳传稿》。这本书我早有耳闻，但一直在大陆未见出版，问题恐怕也就出在这篇《梅兰芳传稿》之上。怎么忽然能够出版了？我疑惑之下拿起来翻了翻，果然，只看《梅》的结尾，就已经改得一塌糊涂。这样形式的出版，是应该称赞还是批评？出版社会说，我们也没办法，如何如何。那读者呢，除了叹气，还能做什么？

我们都知道《晚清七十年》的台版是五册，大陆版居然总共只有一册，岳麓出的。更可笑的是，删成那样还出事了。我原本看得马虎，得知后细细翻了一遍，才看到编辑漏删的那几句。也不知道那编辑后来怎样了？受到了什么样的处分？我们这些作为读者的，是应该表扬他还是批评他？世道是这样，怪谁呢？

《战争与爱情》估计（可能？也许？大概？）是比较原样出版的作品。学者写小说好像是件挺不讨好的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欧梵，研究张爱玲还意犹未尽，居然操笔为《倾城之恋》写下续篇《范柳原忏情录》。我在北图时无意翻到，着实吓了一跳。倒不是为了柳原终和流苏离了婚，流苏嫁了个大名流，柳原的情感又飘飘泊泊之类的情节离谱，而是读来读去，就是觉得不是个味儿。与李欧梵相比，唐德刚的文笔好太多了，才子气也十足，写起小说还是有点看头的。我记得读上集的抗日战争一段，我还颇热血澎湃来着。但下集似乎情节比较寡淡，感觉上差一些。这本书虽然是小说，读起来还是像口述史，估计有不少真人的影子。

最好看的当然是口述史。李宗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算得上一个重要人物，但老实说也没那么重要。但因了《李宗仁回忆录》，他在我心中永远是神采奕奕的样子。《胡适口述自传》更不用说了，胡适先生的音容笑貌不仅跃然纸上，唐德刚的评注亦十分精彩。他尊敬胡老师，但也不盲目唱颂歌，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胡适杂忆》的体裁自由，记述就更加生动了。胡太太江冬秀女士也不再是一个名字，一段逸事，而是一个真实的活色生香的老太太。抓贼一段，真是笑坏读者。

《袁氏当国》和《毛专政始末》是唐德刚着手的民国通史之二，但他身体渐差，已无力完成。前者台湾远流版三百多页，大陆版只不到二百页（对照一下会很有趣）。后者听名字就知道不可能出了，但电子版到处流传。

唐德刚提出的“历史三峡说”也许在史学界称不上是多么宏大多么严谨的理论，但是就他对中国历史的分析来看，始终坚持多元化民主化开放思想是历史大势，不掩饰对专制和极权的强烈厌恶，不因所谓盛世中国所谓强大中国所谓民族复兴而转向，不盲目昏庸不见利忘义不投怀送抱去唱颂歌，这正是我一直尊敬他并甘愿成为忠实读者的原因。

昨日黄花

9月27日是第三极书局最后一日营业。我原本并无买书之意，既然路过，还是进去看看，但见书局内部已经开始整理打包，一片狼藉。

不可讳言书局有诸多令人不满意之处，学诚品也没学出个样子来，但看着它结业搬迁，还是觉得非常可惜。我这个人比较懒，逛书店也就近。自从图书大厦和第三极相继开业以来，万圣书园都很少去了。而这两家书城之中，基于同情弱者的心理，去第三极更多些。

民营书业曾经红火过，但转眼已成昨日黄花。第三极勉强撑了几年，仍然时势难违，要"转变经营方式"。话说得好听，其实就是缩小规模，减低成本，继续挣扎，伺机而动。民营书店眼下至少面对三重挑战：一是财大气粗、享有优惠政策的国营书业的恶性竞争；二是网上书店凭借价格优势与实体书店的竞争；三是电子书和网络对纸质传统书业的冲击。这样的复杂局面下，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持，能活得好吗？

实体店难，网店似乎也叫苦，当当和卓越（现在的亚马逊）时不时地传出坏消息，似乎也是勉力维持。难道纸质书真得要消亡了，或者以后的人都不要读书了？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又一个现实版。 除了感慨，就是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