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

好久以前听过马原演讲。他那时还是个作家，写先锋小说。我没看过他的一本小说，至今也没有，余华的也不过看过两三本。一年一年过去了，这批先锋作家也都人老珠黄了。

马原那会还不用电脑，只用稿纸写作，得意于自己的稿子干净整齐，是编辑最爱的那种作者。他的口才也真够差，听众昏昏欲睡。大概后来改善了吧，能够跑到同济当教授讲课，还出了本《细读精典》，完全是讲义形式的。

演讲现场没几个人看过他的小说，所以也提不出什么问题，场面冷清得令人尴尬。终于有人站起来说：请问马原先生对鲁迅怎么看？听众一听来劲了，希望见识到王朔式的满嘴放炮。

我记得马原没直接回答，那会大学里面比现在还是自由点，不知他顾虑些什么。他说自己无法评价鲁迅，因为鲁迅先生随口一说，随笔一写，全是名言警句，他马原实在没这本事。例如：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好像是废话，但鲁迅一写，就似乎意味深长。还有：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写到这里，我发现，原来写了这么多，只是为了引出上面这句话。这算是一个玩笑吗？我真是没有幽默感，呵呵！祝各位2010年有新希望，新目标，健康，乐观，顺利，开心！

无题

很多年前有部电影，看过的人其实微乎其微，但其中有句话广为传扬，大意是：你爱祖国，可祖国爱你吗？

这句话犯了忌讳，也就是说：它击中了事实，很简洁，也很有力。

我们也晓得，nation和government是两回事。孔子是鲁国人，屈原是楚国人，司马迁是汉人，杜甫是唐人，岳飞是宋人，谭嗣同是清人，鲁迅是民国人，他们都爱这个nation，面对的却是不争气的government。

我听过有人说：五千年的悠久文明，五千年的阴谋诡计。对不对我不知道，但自从有了信史，因言（文）获罪似乎是没少过的。

我对那两千字有自己的看法。我对某人并不了解，但听过很多人的看法，有正面的评价，也有负面的。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有争议是正常事。但因言而入罪，则是另外一回事，我相信，即使拉出国情作为挡箭牌，也不会有多少人好意思站出来支持。

但残酷的事实是：也很少人会站出来反对。大多数人或者不知道，或者也不去关心。他们并不是天然冷漠，这世上要他们关心的太多了，时时不得安生。瞧：物价又涨了，房价又涨了，城管来抓了，房子要拆了，老公有小三了，老婆闹离婚了，小孩要学费了，公司要裁员了，毕业就失业了，知识改变不了命运了，十月围城上映了，蜗居传说禁演了，天气转眼又冷了，外面刮大风了……这时候，谁还去关心一百字还是两千字，声明还是宣言？

祖国和人民常常并列地被提起，当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并不存在。一个人，只有坚定自己的信念，确信自己做的是对的事，那么，求仁得仁，夫复何言！如果碰巧可以在历史上记上一笔，就当运气好，铁树也开花了吧。而失败者什么样，请看查建英：ENEMY OF THE STATE: The complicated life of an idealist 。

时代曲的余韵：吴莺音

报载演唱过《明月千里寄相思》、《我有一段情》的鼻音歌后吴莺音17日在美国病逝，终年87岁。4年前，央视纪录片《一百年的歌声》的制作者曾去美国访问过她，看得出83岁的老太太仍然很爱美。这部纪录片拍得很好，我连续追看了好几天，知道了吴莺音和其他一些老上海歌星的名字，也才发现许多耳熟能详的老歌并不是“民歌”，而是一些才华横溢的中国音乐人的创作曲。

  

明月千里寄相思      詞曲：金流 演唱：吳鶯音

夜色茫茫罩四周 天邊的新月如鉤
回憶往事恍如夢 重尋夢境何處求
人隔千里路悠悠 未曾遙問心已愁
請明月代問候 思念的人兒淚常流
月色濛濛夜未盡 周遭寂寞寧靜
桌上寒燈光不明 伴我獨坐孤苦零
人隔千里無音訊 欲待遙問終無憑
請明月代傳信 寄我片紙兒慰離情

金流是作曲家刘如曾的笔名。他还是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编曲，1999年逝世。据吴莺音回忆，这首曲子她最初没看上，是刘如曾连求带哄下才录制的，没想到推出后大受欢迎。“唱片卖疯掉，我和刘如曾都觉得好玩，想想差点就没有这支歌。”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电影不得了，桑弧是编导，袁雪芬、范瑞娟主演，在大陆早年家喻户晓。周恩来办外交也爱带着，向外国人介绍这片是中国的“罗密欧与茱丽叶”，顺带向老外宣扬一下：中国佬不仅会搞革命，还照样有伟大的爱情！

可怜的桑弧，他还改编过黄梅戏电影《天仙配》，为当时的普通观众带去多少欢乐！可现在一提起他来就是和张爱玲的八卦事。桑弧生前也有不少好事者去套过他的话，老先生相当扛得住啊，始终没说过一句。

我对《梁山伯与祝英台》印象很深，但并不是因为电影本身。有一次电视上播这部片，那会我还小，认字也不多，看到片头打出“梁山”二字就非常兴奋，马上唤俺家大哥：“打架的来了！”结果我们二人守在电视前，电视里不仅不打架，还又唱又跳，哭天抹泪，这么难得的记忆怎能忘怀？

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与夜》结尾处用了吴莺音版的《明月千里寄相思》，电影与音乐极相配，回味悠长。

 

我有一段情     曲：姚敏  词：陈蝶衣  唱：吴莺音

我有一段情呀，说给谁来听，
知心人儿呀出了门，他一去呀没音讯。
我的有情人呀，莫非变了心，
为什么呀断了信，我等待呀到如今。
夜又深呀月又明，只能怀抱七弦琴，
弹一曲呀唱一声，唱出我的心头恨。
我有一段情呀，唱给春风听，
春风替我问一问，为什么他要断音讯。

《一百年的歌声》里说吴莺音在美国，我还想她老人家真是幸运，一早离开大陆了。没想到49年她并没有走，57年曾赴香港收取版税，顺便和姚敏、陈蝶衣等合作灌录了一张唱片，不久便返回了大陆。文革中她因此事被翻旧账扣以“间谍”帽子，惨遭批斗。吴莺音说当时想过跳楼轻生，幸好最终改变了主意。文革结束后她获平反，1984年赴美定居。

《我有一段情》就是1957年在香港录制的、也是吴莺音最爱的一首歌。她说这首歌“婉转多情，特别适合我清朗中略有的鼻音、幽怨而抒情的嗓音”。

《我有一段情》的词作者是陈蝶衣，他于2007年临近百岁生日时去世。陈蝶衣一生作词上千首，在《一百年的歌声》里也有出镜，95岁的老人说话仍然非常清楚。他1952年抛妻别子地跑去香港，不止因家庭矛盾，也和职业有关。他是个老报人，一直在上海的商业报刊工作，曾编过《万象》。上海解放后，小报小刊逐渐停了个光。他这样的人，自然也无所适从。

《我有一段情》表面上是首情歌，实际上是陈蝶衣思念留在上海的亲人而作。蔡琴后来翻唱这首歌，使其重新流行。但是我觉得，还是吴莺音唱起来更有韵味。

永远的邱岳峰

还是李欧梵的专栏，提到莎剧改编的电影：

“一般華文觀眾最熟悉的電影版本應該是勞倫斯˙奧立佛導演的黑白版《王子復仇記》（1948），據聞此片在內地也流傳甚廣，而且是用中文配音，整整一代青年就是聽了這位中國演員邱岳峰（最近剛過世）從奧立佛口中說出來的「活着或者不活」（用的是卞之琳的譯本）而成長的。「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也成了曠世名言。”

这里提到邱岳峰，我很讶异李欧梵居然知道他。不过名字是对的，事实就错了。邱岳峰不是“最近刚过世”，他1980年去世，距今已快30年。他是参加了《王子复仇记》的配音工作，但不是配奥利佛饰的王子，而是配大臣波洛尼厄。为奥利弗配音的是著名演员孙道临，他于2007年离世。孙道临虽然也为一些老电影配过音，但更因演戏出名，擅演一些知识分子型的革命者。

我是个老电影迷，尤其迷好莱坞黄金时代的老电影，所以注意看李欧梵的这个专栏。我也不是存心挑错，实在是我们这一代对邱岳峰太熟悉了。即使有些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一听他的声音，记忆中的电影人物就会跳出来。我们虽然不像王朔那一代对上译厂的配音演员如数家珍，甚至俯首崇拜，但仍然受益于他们才能欣赏到那么多国外经典影片。

回想童年时实在缺乏娱乐，电视没几个频道，也没那么多电视剧和娱乐节目可看，倒是老电影翻过来倒过去地不停重播。一类是《闪闪的红星》等国产红色革命电影，另一类就是外国老电影，大半是上译厂配的。《茜茜公主》、《魂断蓝桥》、《蝴蝶梦》、《乱世佳人》等，没看过十遍也看过八遍。《王子复仇记》我小时看不懂，倒没什么耐心看，邱岳峰留在我的记忆里最深的就是《简爱》中的罗彻思特先生。他配的不是美国的琼芳登版，而是英国1971年的片子。老实说，一直以来我喜欢《呼啸山庄》远甚于《简爱》，而且71年的那部电影拍得平平，要不是因为邱岳峰和李梓的配音，我不会喜爱至今，还去买影碟来收藏。

吾友阿多斯，上大学时还买来邱岳峰配的电影剪辑制成的磁带来听，估计那会她能把《简爱》的台词倒背如流了。尽管，看配音电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谁能不爱邱岳峰呢？他不仅是个名字，是把声音，还是我们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畅销书

我的朋友说：你和畅销书较什么真啊？他指的是我在《书不耐读》中发的牢骚。的确，畅销书就是盘生意，而且越来越娱乐化。偶尔出现一本好书算是奇迹了。我也是遇到了就随手翻翻，然后随口说说。这几年大部分的畅销书，我连名字都记不牢，更不提读了。我们也不必埋怨，只需敬而远之。

李长声在《日下书》中也提及：在日本的出版界，若接畅销计，大概也就剩下漫画书、写真、带点色情意味的文学之流了。难怪日本前首相常因写错别字被人嘲笑——看漫画长大的嘛。传统出版业或许都这样的境况：尚能存活，但活得实在不够滋润。只要还有人读书藏书，出版业就死不了。

不过商业炒作和媒体的起哄还是适可而止的好。现在的大陆电影业迷恋炒作，已经陷于半疯狂的状态。最近的例子是《三枪》。我的朋友说，要不是坐在电影院里，能够坚持看到THE END必须具备黄继光堵枪眼的毅力。这回被张大师忽悠了，下次就没那么傻了，观众不会总做冤大头。而出版界在营销上简直以电影界为师，学也就罢了，别太疯狂，孔老夫子早讲了“过犹不及”的道理。

值得欣慰的是，书价虽然越来越贵，但还赶不上电影票价。电影已然是贵族消费了，但愿图书别超英赶美。

原野

李欧梵在《信报》专栏谈改编曹禺名剧的影片：

“另一部是普通話版的《原野》，由影后劉曉慶領銜，男主角是楊在葆，導演凌子是否就是導過《駱駝祥子》的凌子風？我未能查找資料，不得而知。”

李先生到底还是对大陆文艺界有些隔膜。他所提及的这部《原野》是80年代出了名的大禁片，凌子当然不是凌子风，而是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的别名。

叶向真是叶剑英的二女儿，文革开始时是中戏的学生。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和高涨的革命热情，成了一支红卫兵的领袖。不过好景不长，红卫兵山头林立，武斗频频，甚至不百分百听指挥，毛老人家嫌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下令把知识青年们都赶下乡。叶向真因为父亲失势，被找了个名目，投入监狱关了三年。文革结束后，已经改行从医的叶向真重新回到文艺界，雄心勃勃，要将曹禺的名剧《原野》拍成电影。她找到了一笔资助，又找来名演员刘晓庆和杨在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拍完，才发现影片无法通过审查。

1981年，叶向真独自一个人带着片子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还得了一个鼓励奖。后来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和途径，《原野》被列为内参片，可以在一些机关单位里内部放映，一时间大小机关们争先恐后地放了个不亦乐乎。直到1988年，《原野》才真正开禁，在全国掀起了热潮，居然还得了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和最佳女主角（刘晓庆）。那时的百花奖，可是要求观众从杂志上剪下票面，填写完毕后装进信封投入邮筒，真是一票一票投出来的。《原野》之后，叶向真又拍过一两部电影，然后便走了高干子女的正常道路，跑到香港经商去了。

《原野》被禁，一个说法是故事非常不健康，什么男女通奸、暴力寻仇等等，都是不良意识。要我看，原因还不止如此，对比一下《红色娘子军》等革命影片，就知道《原野》是多么的政治不正确。按照CCP的经典公式，仇虎本来也可以算是受到了地主恶霸、反动势力的欺压和迫害，但他并没有像吴琼花之类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认识到阶级压迫是他受害的根源，拿起革命的武器，打倒全天下的反动势力。只有这样，个人的仇恨才能升华为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才能成为正当的可以歌颂的，因为革命就是最高价值。而仇虎呢，只是局限于自己的小仇小恨，采取个人暴力复仇的方式，还乱搞男女关系，尽管革命干部搞起男女关系来也毫不含糊，但也绝不会同情他这样一个落后分子。

李欧梵对国内这部电影的评价不高，认为香港的粤语版更好。我上大学时，学校礼堂经常放一些80年代的老电影，《原野》映时我也去看了，印象还好。主要是演员选得好，刘晓庆和杨在葆都符合想像中花金子和仇虎的样子。其实影片根本没什么实质情欲戏，当时还年轻漂亮的刘晓庆象征性地解了一个扣子，这在80年代已经算是意识大胆，观众比看现在的脱来脱去兴奋多了。

施蛰存与傅雷的翻译之争

施蛰存晚年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闻名，他的《唐诗百话》曾是我的大爱。此书1987年出版后久久不见再版，上学时在图书馆借到仍不满足，看伊长年躺在架子上寂寞无知音，不禁愤愤不平蠢蠢欲动。终因有贼心无贼胆，两袖清风波澜不惊地毕业了事。

年轻时的施蛰存与古典文学没什么关联，他是所谓“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玩的是弗洛伊德和现代主义这些在西方也算时髦的玩意。他也翻译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与傅雷引为同道，但二人在翻译方法上各有主张，分歧不小。

据施蛰存的回忆，他在翻译上比较重视“达意”，而傅雷则主张在达意之上还要“传神”。傅雷屡次举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一场有一句“静得连一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但纪德的法文译本，这一句却是“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也没有”。傅雷说“这不是译错，这是达意，这也就是传神”。施蛰存则问：中文是不是应译“鸦雀无声”？傅雷称是，施却说：“不行，因为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话中不用猫或鸦雀来形容静。”平时傅雷在翻译法文成语或俗语时，常常翻查辞典或者向友人询问有没有对应的中国成语或俗语，施蛰存对此不以为然。他建议照原文意译，宁可加个注，傅雷当然也是左耳进右耳出，固执己见。

这些争论并不是公开进行的，只是傅与施二人过从密切时私下的交流，时间大约是在五十年代初（很快胡风了，反右了，文人们避之不及，怕连累人，也怕被连累）。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类似的争论在翻译界仍然没有休止，因为它实在涉及翻译的基本准则。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看似简单，但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各有各的理解。比如：这三条标准哪个更重要？如何取得一个最佳的平衡？“信”未必“雅”，甚至未必“达”，发展到极端大约就是鲁迅所提倡的“硬译”，讲究的是尽可能的“原汁原味”。而有些译文，表面看起来“通畅”，甚至文笔极佳，称得上“雅”，但常常被人指责为不“信”（不忠实）和不“达”（不准确）。有些译者费力“传神”之处，其他人却不觉得如何佳妙，反而认为有意篡改。在对雅的追求上，许渊冲的“发挥汉语优势”论似乎比傅雷走得更冒前。他主张在翻译的时候不仅要忠实原文，还应发挥汉语特有的优势，超越原文。这在反对者的眼里根本就是违背“信”的底限，开“美文风”之滥觞。

过于讲求“忠实”和“硬译”，尤其是译大部头，最直接的缺点就是赶客：欧化的句式，繁复的语句，别扭的传达，读者望之头痛，心生畏惧。最常见的评价是：“不知所云”、“太啰嗦了”、“不似中文”等。其实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只要是认真的译本，多数还能做到“达”。最糟糕的是一些国外学术书的翻译，译者外文水平就马虎，中文程度又不佳，译文简直惨不忍睹，通畅都做不到，更别提准确传达原文意思。读者初时以为原著可能就是这么深奥难懂，结果找到外文原版，却发现满不是那么一回事。

对于“形似”还是“神似”何者为佳，也无定论。有说钱钟书曾经评价许渊冲所译李商隐诗是“不忠的美人”。对于《红与黑》的翻译，这边厢许渊冲洋洋得意地解释将“我喜欢树阴”译成“大树底下好乘凉”是多么生动形象（第三章，市长说），那边厢首译者赵瑞蕻直率地批评许译乱用四字成语和俗语，还加了许多不该加的东西，“树阴”这句自然是现成的例子。她还举原文最后一句“她死了”，许译“魂归离恨天”，不如干脆再加一句“泪洒相思地”就圆满了！

其实大部分的译者都不走极端，取中道而行。赵瑞蕻强调“信”最重要，但也认为“流畅”不可缺，归纳起来就是“合不合原意”、“像不像中文”。很多译者也会同意她的话，但在实际工作中就可能大相径庭，因为每个人对“中文”都有自己的理解。哪一种中文才是规范的中文？有人认为应该完全用白话，有人认为适当使用文言或成语没什么不可以。每位译者心里都有一个尺度，这个尺度可能接近，却永远不可能完全重合。小到书名、人名、地名、物名，都可以量出不同的结果来。例如：《永远了，武器》和《战地春梦》，周克希认为后者更好，但显然前者更“忠实”；希刺克厉夫（杨苡译）还是希克厉（方平译）？董乐山认为简化外国人名没有什么不可以，该不会反对方平这样译，但反对的人也大把（规范、统一就是尚方宝剑）。徐志摩译的“翡冷翠”，无人不赞，但现在它必须叫“佛罗伦萨”。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译者许均就认为，作品的原意可以被传达，但原作风格是不可能被翻译的。那么学林纾一样将外国通俗小说译成文言文，似乎也没什么不可以，只要有通晓文言的读者喜欢读。原文是口语，中译就一定要用大白话吗？

许均还主张“翻译无定本”，只要是认真的有水平的译本，越多越好。如《红与黑》就有张冠尧、郭宏安、郝运、罗玉君、罗新璋、许渊冲等十几个译本，各有特色。董乐山也就此发过言，他认为过度重译，也会造成出版资源和人力的浪费，而且有些重译本质量不高。国内的书号一直是稀缺资源，不如多译一些没有译过的好作品。

董乐山的发言是十多年前，现在又出现了新情况。由于版权的限制，好些外国作品只能有一个译本合法出版发行，其他译本无法得见天日。有些旧译本虽然有不少读者爱戴，但无法再版。有的市面上唯一的译本被读者挑出不少毛病，有译者下决心在没有版权的情况下翻译，辛苦完成后只能自娱自乐（如肖毛译《夏洛的网》）。现今市面上卖的《洛丽塔》都是主万的译本（上海译文），尽管王晓丹的译本也有不少拥护者，但已然绝版，译者和读者都很无奈。因此，那些版权过期的经典名著，隔两年就被人拿出译一回，发挥一下新的“经济效益”。而不少好的外国作品，有的拿不到原作者的授权，有的唯一合法译本质量不佳，有的是合法译本与其他译本互有短长，而读者没有选择余地，惟有对天长叹了。

于晓丹：《洛丽塔》：译本、注释、感慨
施蛰存，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1995年 
许钧，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文化艺术，2007年
许渊冲，逝水年华，三联，2008年
许渊冲，续忆逝水年华，湖北人民，2008
董乐山文集（四卷），河北教育，2001年（与翻译有关的文章在第2卷）
周克希，译边草（增补版），上海三联，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