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内战

《知识分子的“内战”——现代上海的文化场域（1927－1930）》是作者王晓渔的博士论文。拿这本书看，主要是对书中涉及的年代和人物有些兴趣，但我没想到能把这书读完。我虽然不学无术，但还不至于对“文化场域”、“惯习”、“社会资本”这些概念一无所知，然而读一些运用时髦的后现代理论、概念、方法做的文章，一般都会很失望。

前段时间，我还和一位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以为，自己不够本事，利用别人的框架结构来搭房子，不是件坏事，反正很多人都这么干，但至少这房子得周正点，坚固点，有点个人风格算锦上添花，只是不能徒具外表，来个四五级地震都垮掉了。“场域”、“惯习”这些词也算了，我现在正烦的是“主体构建”这个词。一见到有人滥用这个词，我就如同吃饭遇着个苍蝇似的。一种药再有效，也不会是万灵丹，一支曲子再动听，也禁不住日夜重播，更何况原本也不见得多高明。

好在对于《知识分子的“内战”》这本书来说，理论的包装不过是一层皮，不是重点。30年代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很多，分属不同阵营，要厘清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是件易事。就算年代近些，文艺界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事，茅盾周扬胡风冯雪峰夏衍田汉丁玲陈企霞贺敬之艾青郭小川等等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大概只有李辉等人才能说上一说。30年代的上海的文化环境比起后来还算宽松许多，不同立场的文化人都有，胡适周围一群，鲁迅周围一群，还有“第三条道路”、“第四阶级文学家”等，一般都是松散的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复杂，变动也多，各团体之间又经常主动或被动地相互冲突，制造出了不少事件。看得出本书作者为了搜集这些资料，花了不少力气。尤其是一些人在如今的名气已经不大，但在当年的团体中又有重要的地位，想来资料也不好找。

书中提及鲁迅及他周围的一些事，让我对这一时期他的状态又多了些认识。比如有人说他的“多疑”、“刻薄”也不是没理由的。蔡元培为他在教育部挂了个名，每月能领到不小的一笔薪资，但他在私底下对蔡很不屑。他对孙伏园不满，是因为孙没有划清敌我界限，居然称赞《现代评论》。他与李小峰有版税的纠葛，表面上仍维持往来，但连李岳母去世吊丧都要嘲笑一下。还有他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之时与顾颉刚的冲突，带有很强的派别划分意识，给顾扣了不少帽子。当然，文人们看不惯什么人，扣帽子是常事，不单鲁迅这么做。

我喜欢鲁迅不是因为小学中学课本上选了他的文章并且说他是多么伟大。实际上，恰恰是这些僵硬的宣传令不少人对他有莫名其妙的反感。我是后来读过《呐喊》、《彷徨》、《朝花夕拾》、《野草》等，才认识到鲁迅的确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他后期的一些杂文的文风，现在看起来，实在也不能令人欣赏。它在鲁迅那里只是冒了个头，后来被越来越左的文人们发扬光大，直到极端化、走火入魔，再加上CCP那套充满意识形态的“党八股”语言，终于形成了如今还不鲜见的文革文风。批评人或现象，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或者稍好一点，自己的道理讲不清楚，却抓住别人几个词句，抽离开发生的情境，阴阳怪气地进行刻薄的挖苦和嘲讽。现在这样的文章虽然还能看到，但毕竟少多了，也算时代进步了吧。

王晓渔，知识分子的“内战”——现代上海的文化场域（1927－1930），上海人民，2007－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