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之死

傅光明以前出过《老舍之死采访实录》、《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两本书，新出的这本《老舍之死口述实录》与前两本相比，并无太多的新材料，一些历史真相还是厘不清。比如：谁把老舍的尸体从湖里捞上来？以前是A、B都说是他捞的，现在又冒出了个C，好像以前马季说的相声《五官争功》一样，不知这多年的旧事算什么功劳，也有这么多人争。还有，究竟是谁打电话把女八中的红卫兵叫到文联来搞运动的？A说是B叫的，B说是C叫的，C指天呛地赌咒发誓说经组织调查不是自己叫的。总之采访来采访去，还是一出罗生门。

《老舍之死口述实录》除与事件相关的人物之外，还采访了一些其他人，谈了他们对老舍之死的看法。我觉得钱理群、王元化两位先生讲得很在理。钱理群说：

老舍始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有很强的民族情绪，这不是40年代就有的，从写《二马》一直就这样。从《小坡的生日》一直下来，可看出他是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他实际上有国家至上这样的观念，解放后，他看到国家独立、统一了，这对他的思想影响非常大，他的拥护是由衷的。他的整个观念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他可以为了国家而牺牲自己的一切。为了国家，自己再委屈，都是可以忍受的，很多知识分子都这样。我个人认为在这点是不能让步的，不能为了国家牺牲个人的自由。……他有意地来委屈自己，并用那个至上的东西来解释。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教训，所以一定要反对国家、民族至上，我们不能为它把自己所有的东西牺牲掉。但他那代知识分子还不是这样。但到了“焚书坑儒”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无处可退了，退到根上来了。

王元化说：

假设他（老舍）活到今天，再回过头来，他会对自己一生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在20世纪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走的种是真正无悔的，是有价值的，有使人感觉到可悲可泣的东西，也有一些使人感觉到忏悔的东西，让后人明白不要再走这条弯路。我想鲁迅要是活着，同样有这一情况。……如果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也会有很多忏悔的心情。比如他对施蛰存的批判，“第三种人”，这是否对呢？很明显是从国际共运里面所谓“批判中间派”来的，认为中间派比反革命还要反革命，还要坏，这是国际共运里的一个极“左”理论，这股风可能由瞿秋白或冯雪峰带来的，影响了鲁迅，鲁迅就来批。这个是不对的。……我自己就深受其害，反胡风的时候，我说我和毛主席不一致，并不是说不革命，他们说哪有什么“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这是个非常残酷的逻辑。

傅光明、郑实采写，老舍之死口述实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0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