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1日星期二

近期观影

《让子弹飞》

虽有人过分诠释,但在商业片包装下确有政治隐喻,通过审查有些侥幸;

姜有英雄主义情结;

英雄形象(姜文)高大全,反而让小人物讨喜,有发挥(葛优);

恶霸(周润发)是彻底的反面角色,使故事流于简单化;

英雄高大,英雄寂寞,群众就成了乌合之众,不仅胆小怕事,而且投机,等着看哪一方赢,再选边站;

英雄使用各种手段,终于挑动群众掀起了一场暴力革命,打倒了恶霸。然后呢?一个恶霸倒下去,千万个恶霸站起来?革命好像解决不到问题,但压迫积聚着仇恨,不革命似乎又没办法。革命与不革命,都找不到出路;

《赵氏孤儿》

明明故事是悲剧,陈导也想拍成大悲剧,结果观众当喜剧看,欢乐开怀。

再翻开史记看一遍《赵世家》,觉得太史公笔下的情节比电影合理多了。

陈导把参与过的编剧都贬成了“前期剧本创作”,唯独自己挂了个编剧名,这么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值得传扬啊。

《史记》里面交代程婴和公孙杵臼找了别人家的婴儿代替赵孤(怎样找的没提),元杂剧中把程婴由门客改成了大夫,以自己的儿子代替赵孤。戏剧冲突更强烈了,但是很难让人理解。(当然用别人家的孩子也不对,怎样改编是个难题。)

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有点似西方的封建,与秦以后的专制社会并不同,没有那种忠居爱国思想,元杂剧中强化了这一点。秦以前的社会是小共同体社会,成员忠诚于自己的小共同体。程婴和公孙杵臼是赵家门客,并且受到礼遇。

公孙杵臼曰:“立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史记)

这同荆柯刺秦一样,都是以死报知遇之恩的意思,符合孟子所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舍生取义,难道不是一种值得歌颂的精神?

电影中,程婴救孤完全是“撞上了”,婴儿的命碰巧掌握在自己手中,所谓“人皆有恻隐之心”,也是因为巧合,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自家的孩子顶替了赵孤,于是处心积虑养大赵孤为自己死去的儿子报仇。葛优本来就瘦小,被仇恨折磨,衰老得快,化上老妆像个孤魂野鬼,可怜的程婴!

《山楂树之恋》

如果电影是个新出道的导演拍的,我会给个六十分,以作鼓励。但张艺谋拍成这样,只能给个不及格。

张艺谋经历过文革,还是个黑五类,他不是不了解那个时代。但整部片中,文革作为时代背景,空落落的,只有装模作样的场景,比如唱两句红歌,跳两下忠字舞之类。空洞的社会背景下,整个故事显得一点不真,像是戏中戏。张导可以出镜,像报幕员似的,说:很久以前,有这么一个故事——然后演员出场。小说中的不少情节电影没时间交代,张导可以再站出来,说:中间发生了如何如何,请大家欢迎演员再上场……

电影没有张导这样的报幕员,因此隔一会就出一屏字幕来交代情节,有人说张导这是不用花哨的技巧,返璞归真,用最简单的叙述方式来讲故事,这真是“大师”出马,横竖皆有理。

找演员时炒作,说是到处找不到“清纯的”。选出来的男女主演很年轻,初次演戏,长得也不能说不好,拍个时下的中学生早恋故事,没准能演得真实自然。

《得闲炒饭》(许鞍华导演;吴君如、周慧敏等主演)

这部片大陆不可能引进,我也是看网上下载的。听说在香港票房不怎么好,但我仍觉是不错的小品。

剧中人物的感情貌似很乱,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连变性也提到了,但性别问题只是个表面,重要的是人们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又能尊重其他人的选择,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大家也可以活得轻松点。涉及性别议题的电影老是弄得沉重,这部很轻松,可以一看。

2010年12月20日星期一

理论与现实的差距

看到网友荒言W. Wong谈到抽样调查,作为一个被统计学折磨过多年的人,我也说上几句。

就理论上来说,Wong说的是对的。其实总体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对样本量的影响已很微小,这正是抽样调查的好处。别说是在七百万人口的香港,即使在北京,如果我们只是简单估计一下某个特征的人群占总体的比例P,若按简单随机抽样计算,抽查400人(算下来应是380多),即可以95%的把握保证总体比例P在样本比例p±5%的范围内。只要不是什么稀有事件(如在现实中只有个百分之几),这个样本量就可以说得过去了。

但是荒言的质疑是不是有道理呢?也绝对是有的,因为理论和现实是两回事。我曾参与过多次抽样调查,包括非常大型的。一个抽样调查从设计到实施,各个层面都可能产生误差。如果控制得当,误差可以控制到很小,反之则可能很大,直接影响到调查结果的可信性。比如台湾的蓝媒和绿媒,同样做民调,结果差很大。他们所做的多是电话调查,本来应答率就低,假设为成功访问到400人,需要打1200个电话,接电话者的选择性就可能对结果有直接影响。假如抽到的偏蓝者不愿意接受绿媒的访问,偏绿者不愿意接受蓝媒的访问,这样的人稍多,算下来的样本比例就有偏差。这还没考虑其它环节可能带来的影响,要列举起来可太多了。

说到底统计不过是个工具,如果使用者能够善加运用,就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否则也可能是骗人的幌子。我不是专业学统计的,但由于统计学现在应用很广,也必须得学。有一段时间我耐心钻研一些高级统计方法,但后来发现常常有人滥用高级统计来吓唬人,其实基础的统计方法才是最重要的。

大陆官方机构公布的一些统计数字常常受到质疑,并不是老百姓不相信统计,而是不相信整个官僚系统,连带这些依靠层层上报得来的数字。而有些号称专家者,不懂统计或者受到利益诱惑,误导媒体和公众。比如前段时间的富士康的工人自杀事件,就有专家跳出来说“富士康的自杀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猪脑子才能说出来的话。还有某公安大学的教授,一本正经写文章论强奸案与季节的相关性。这个问题是个统计学上的经典笑话,只要学过一点点统计的人,就应该知道。都当上教授了,还是这么个水平,真是给中国高等教育抹黑。

2010年12月15日星期三

12月购书

这几天北京大风降温,冷到不行。送快递的小哥总算到了,照例打个电话通知去邮局门口取。唉,这么冷的天,他们工作也辛苦。于是我从手到脚包了个严实,只露出眼睛,顶着瑟瑟寒风走了去。小哥在他那车里翻了半天,就是找不到我的那一件。我只好呆站着,快要被风吹跑了,看来应该听我中学老师的话,在大衣口袋里揣两块砖头再出门,呵呵。

京东开始卖书,这两天和刚上市的当当打起了价格战,卓越不声不响地跟着降了价。某报的报道说得对,现在玩的是资本不是书。我前不久才买了几本书,本来没什么计划,这回也凑热闹下了单,不过京东上书不全,好多还缺货,比如广西师大出的一套白先勇文集,转眼前就无货了,也迟迟不见补。这样挑来挑去,提交订单时一看,差不多一半没货,倒省了钱了。

拿到书一看,高健的《英国散文精选》被拆封了,有点脏,原来这本不是毛边,《美国散文精选》才是。群言把林语堂的那些比较畅销的书出完,终于开始出杂文集了,精装但印得一般,是不是完全的原汁原味也不晓得,对这家本来也不抱什么高要求。海豚书馆的选书都不错,但做的似乎没有上海书店的小精装好看。《南斗文星高》挺好的书,包装得不够好,再糙一点可以媲美盗版了,其它几本我不知还有没有买的冲动。

《浮生取义》是朋友推荐的,果然不错,我读后有点想法,看能不能写出来。人大出版社靠那些破烂教材和考试书发了大财,人文和学术书倒好像成了副业,适者生存得真好。复旦出了一套“三十年集”系列,这个策划其实不错,我挑了葛兆光、何光沪两种,拿到一看,好大的开本,似乎一定要正襟危坐才能翻阅,偏偏母亲老是批评我“坐没坐相,站没站相”,最喜欢的是躺着看书。睡前若是读到一本吸引的书,就不知几时才合眼了。

还要谢谢鱼头老大(傅月庵先生)寄来台版的《四喜忧国》和《巨流河》。《巨流河》我已熬夜看完了,非常感慨。以前在报社写稿子编稿子,脑子里不自觉有了条敏感的神经。读完原版的《巨流河》,就明白为何要删那么多。看《我书》第一篇,鱼头老大回忆大学时光,虽然年代不同,但仍觉亲切,连学校的氛围,和我的母校都有点相似。最近读了朱天文的《淡江记》和朱天心的《击壤歌》,书不是不好,但还是有些遗憾,若是大学时读到,该多好。在适合的年纪读到喜欢的书,绝对是人间乐事。


购自京东(上月底和最近两单):

林语堂,有所不为(剪拂集、大荒集),群言,2010-12,¥28
林语堂,我行我素(行素集、披荆集),群言,2010-12,¥28
林语堂,且行且歌(《人间世》《宇宙风》文章集),群言,2011-01,¥28
林语堂,人生殊不易(《语丝》《论语》文章集),群言,2011-01,¥28
罗孚,南斗文星高,中央编译,2010-10,¥26.5
叶兆言,杂花生树,上海书店,2010-01,¥20
叶兆言,群莺乱飞,上海书店,2010-01,¥20
高健 选译,英国散文精选,上海译文,2010-08,¥42
高健 选译,美国散文精选,上海译文,2010-01,¥38
北岛,城门开,三联,2010-09,¥35
西西,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广西师大,2010-05,¥22
葛兆光,看澜集,复旦大学,2010-08,¥28
何光沪,三十功名尘与土,复旦大学,2010-08,¥35
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人民大学,2009-11,¥35
傅月庵,我书,海豚出版社,2010-10,¥15.8。

2010年12月1日星期三

主人 or 公仆?

查建英的《国家公敌》(enemy of the state)一文在网络上流传甚广,最近她又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国家公仆》 (servant of the state),这次newyorker官网上只有个abstract,有热心的网友扫描了全文贴出来(例如这里),个别地方次序有点混乱,但只要仔细读,基本上能找到上下文。昨天朋友告诉我说网上已经有中译版(在此),这应该是个初稿,译得已经不错了,只是有些引用的部分没有去找原文,直接按字面意思译了;还有些词的翻译可以商榷一下,比如court poet译成“御用文人”似乎好一点,meliorism一般解释成“社会向善论”,文中我觉得更接近“渐进改良主义”的意思;人名上,对王蒙有批评的诗人Zhang Er应该是“张耳”吧。

查建英回顾了王蒙的人生历程,也说了不少的旧事,比如王蒙与刘 晓 波、王彬彬的争论,王蒙在21年前的行动、发表旧同事的私信(其实是掺合了其他人的信一起发表的)、法兰克福书展的发言被批(奇怪这事我倒不知,太不关注新闻了)等,还提到了她和王蒙在新疆访问的一段经历(这段很有意思)。《国家公敌》一文中查建英写的是她哥哥,一位顽固不化的理想主义者。时代和社会匆匆地变来变去,多数人也只能随波逐流,她的兄长本来应该是个坚持理想的英雄,却被时人看作是滑稽的自不量力的堂吉诃德。查建英的英文漂亮,但更出色的是写出了理想与现实的困境以及人生的荒谬性。

与查 建 国相比,王蒙这个人物复杂得多。他是个长袖善舞的官僚政客,也是个卓有声名的作家,曾被视为社会良心的代表,也被说成是虚伪可笑的御用文人。时代慌慌忙忙地向前跑,王蒙总能不掉队。看到他与查建英等上凤凰卫视的《锵锵3人行》,议论起社会和网络上的热闹事也头头是道。这两年国学热,他也讲起了老子。前两年红学热,他早年写过些文章,再出一遍就是了。自传出了好几册,该隐讳的地方都隐讳了。至于他以前的那些小说名作,我应该看过几篇。早些年流行那种《中篇小说选》、《短篇小说选》之类的书,图书馆好多,我翻过一些,王蒙、刘心武、蒋子龙、茹志娟等的作品我都见过,也许是因为太隔,什么印象也没留下。记忆中倒是张贤亮的小说比较有风格,后来他也与时俱进,忙着办影视城活跃地方经济去了。

因为查建英这篇文章,我反而有兴趣去看王蒙的原文,长的就算了,短的浏览一下,可以更理解当时的语境。现在有网络和数据库,查找起来很方便。下面是《黑马与黑驹》(左)、《狂欢的季节》(右)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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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礼》的这段话,老实说我看着觉得挺滑稽,这就是所谓的“忠诚”吧:

“党是我们的亲母亲,但是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会消的,会搂上孩子哭一场的。”

或许在王蒙等人的心里,尽管在同志间显得孤立,思想上属于少数派,也受到过怀疑和打击,他们仍然认同这个state的合法性,认同革命的合理性,认为不好的不光彩的都是历史前进绕不过的弯路和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所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而激烈批评他的人,称他为“高级奴才”的人,正是这套逻辑的质疑者。立场的不同,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常常是针锋相对。你走一个极端,我就要往相反方向走到尽头。就我个人来说,不能赞同因为“一切向前看”,过去的罪过就可以原谅,不去提,当它没发生过。我也不能赞同把某个领袖或者组织看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天降的evil,这样说往往很解气,却是一种偷懒的解释。还有一些假设性的提法,比如另一个领袖或者组织聪明点少犯点错误就好了之类,其实没什么意义。一个盘子里两个烂苹果,有挑的余地吗?但是不去反思历史,只顾着“一切向前看”,是不是就能走向光明的未来,也是一个问题。方向不对,可能走进深沟里去,到时受苦的是谁呢,肯定不是公仆们。

补充:审校后的译文PDF from  译者

补充:林培瑞谈论王蒙(from 译者):

林培瑞:年长的一辈也有另外一个问题,比如,我提王蒙做例子吧,王蒙本来他到美国来,住过我家,我很喜欢王蒙,也很喜欢他的一些小说,他很清楚,他当然脑子很清楚,中国的CCP革命的历史等等,他很清楚,完全清楚,但是这一辈,包括张贤亮,也包括我敬佩的一个刘 宾 雁,前几年过世的,这一代有有一个问题,他们在40、50年代参加革命,是真正有他的理想,他真的为中国社会好,他真的希望能够为人民服务,然后57右派一来,什么大跃进、大饥荒一来、文化大革命一来,一直到陆 肆一来,他们这些一帮、一帮、一帮的受很大的打击,他不能坚持原来的那些理想,可是也很难放弃它,我觉得可以理解。我爸爸也是这种例子,我爸爸是一个美国老左派,嘿嘿,他30年代大学生带到苏联去看新世界,然后斯大林的消息一出来,毛泽东闯祸的消息出来,他一辈子,他知道这些事儿,我也告诉他,但是很难脱胎换骨,这是人性的问题。所以王蒙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我不能谴责他,我理解他,当然我不喜欢他的这种徘徊彷徨,但是我可以理解。所以这些自我审查,和受教育受得很糟糕,和这种一辈子的理想很难改,这都是一些影响知识分子的一些问题。